中国人口出生数仍将在低位徘徊并可能持续下降

“无论是老龄化还是少子化，本质上都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全世界范围内几乎没有例外。” 彭曦哲指出，老龄化和少子化是我国人口发展的基本趋势之一，这是不得不接受的现实。 但各方仍需为促进生育做出努力。 “鼓励生育其实很难解决当前的问题，但它是为了我们整个国家20年后的发展创造一个相对更加有利的人口环境。”

与此同时，“年轻老人”和“老工人”正成为人们普遍讨论的新话题。 彭曦哲认为，传统的人口老龄化存在误区，老年人口的定义需要更新。 如何挖掘老年人口巨大的人力资源和消费潜力值得探讨。

当前我国人口发展的基本情况。本文图片除注明外均为澎湃新闻记者邹嘉文摄

出生人口减少：我国出生人口仍将在较低水平徘徊，并可能继续下降

如何认识经济社会发展总体结构性变化和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和世界未来的影响？

彭曦哲提到，首先要明白的一点是，人口众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但我国也正在经历“人口持续增长的趋势基本停止”的局面。 “只有当一种情况连续维持三年时，我们才能将其理解为长期趋势的开始。” 彭曦哲说道。

其次，我们要看到，不仅是上海，全国的育龄人口都在持续减少，特别是育龄妇女人数迅速减少。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20-34岁育龄妇女人数年均减少340万人，2021年较2020年减少，减少473万人。 2022年，我国出生人口为956万，这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年出生人口跌破1000万。

“未来10年，我国处于生育期的妇女每年至少减少400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将年出生人口增加到1000万以上。” 彭曦哲团队曾做过测算，比如要将年出生人口总数恢复到1200万，生育水平需要比现有水平提高40%，这将花费大量的人力资源、国家财政，或者家庭资源。 徘徊并可能继续下跌。 从全球来看，当一个国家的生育率较低时，短期内一般很难拉高。”

彭曦哲认为，计划生育政策的目标不宜定得太高。 “我觉得上海的生育政策不应该定得太高。如果国家花很多钱去支持政策，但最终的生育数据没有明显增长，大家就会认为上海的生育政策失败了。这种理解是不合适。是的，因为两者之间绝对没有联系。” 他解释说，上海的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政策更多地表明了政府对生育问题的基本态度，体现了我国生育政策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应给予中国家庭必要的社会福利是什么或育龄群体？

彭曦哲说，当被问到为什么不想生孩子时，大家都说因为没钱，又太忙，没时间照顾孩子。 “我们做人口研究的人就会明白为什么要讲钱，生一个孩子要花多少钱？经济学认为，每个人的行为都是在做出经济理性的选择。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解释，羊的群体效应有很大的影响力，也就是说，如果我身边的人都生了孩子，我也会选择生孩子，如果大家都不结婚生孩子，可能会影响我个人的判断。” 彭曦哲认为，社会上应该特别关注有孩子的人。 重要且有影响力的人物，他们的婚育行为将会产生引领作用，“所以我们必须接受当前的现实，为上海育龄群体提供更多更好的婚姻、教育、育儿、教育公共服务，同时引导”舆论仍然很重要。”

在“生育账户”方面，上海等一线城市的育龄人群可能会算出更高的账户。 “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也体现在生育成本上。” 因此，他认为生育政策不应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必须认识到地区人口增减的分化趋势。 从总体目标来看，我国注重集中力量办大事、做好事。 因此，我们可以聚焦重点人群、重点领域，使整体投资获得最大效益。”

老龄化：预计未来30年，中国将始终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

在老龄化、少子化成为我国人口发展基本趋势之一的背景下，彭曦哲认为，应破除对老龄化的传统误区，更新老年人口定义，挖掘巨大的人力资源和消费老年人口的潜力； 在国家战略视角下，解决“积极应对老龄化”问题，树立“全生命周期”视角应对老龄化，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

“我们的老龄化和老龄化速度不可避免地在加快，医疗负担也会越来越重，退休和死亡的高峰也会出现。” 彭曦哲表示，从全球比较来看，中国在不久的将来30年，永远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只有这样，印度才有可能“赶上”。

国家卫健委统计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数将超过3亿。

“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衰老速度太快了。” 彭曦哲表示，欧美国家一般需要一百年的时间才能完成从老龄化到深度老龄化的过程，而中国只用了34年就完成了这个过程，“太快了，所以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充分准备”。观念、财富、制度上的准备。”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应该调整人口来适应我们原来的各种制度，还是调整就业政策、福利政策、社会保障、养老金制度等，使人口与社会经济、环境资源的关系达到新的平衡。 ？ “当然要双向走，现在国家鼓励生育，目的不是为了解决当前的问题，而是为我们整个国家20年后的发展创造一个相对更加有利的人口环境。”彭曦哲说道。

通常，老龄化最大的担忧是工作人口减少，领取养老金的人口增加，这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负面压力。 当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结构不可避免地减少时，如何用更高素质的劳动力来补偿减少的劳动力，将成为人口结构变化过程中的重要问题。

我国劳动力参与率多年来呈现下降趋势。

随着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深入，劳动力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匹配日益突出，劳动力参与率近一段时间持续下降。 彭曦哲表示，近年来，更多的年轻人接受了更长时期的高等教育，未来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将不断提高； 越来越多的人从事灵活就业或退出既定劳动力市场； 生产方式和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主要表现为短期内劳动力需求的减少。 但未来技术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刺激更多新的劳动力需求仍存在不确定性。

老年人口界定标准可能过于简单，潜力有待挖掘

针对上述背景，彭曦哲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传统老龄化观念的误区。

“在传统观念中，人到了60岁就必须退休。人们认为，到了60岁，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就不再发挥作用了。60岁以上的人需要被抚养和照顾。”在这样的社会认知和制度安排中，我们势必夸大老龄化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 他表示，我们常常基于“相对年轻”的社会形态和国际实证思维惯性来理解老龄化社会，而社会对老龄化的理解实际上是文化化概念的一部分。

彭曦哲认为，我国老年人口蕴藏着巨大的人力资源和消费潜力。

彭曦哲指出，目前对老年人口的定义可能过于简单化，只关注生物年龄，而忽视了老龄化的多样性、层次性、阶段性和动态性。 “我们划定的老年人口标准是联合国几十年前提出的。自从建立这样一个指标以来，人类社会在人口、健康和疾病谱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和社会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变。变。标准不能适应新形势吗？怎么变？这个需要学术界研究，需要政府部门的共识，甚至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还要求社会各方面形成新的社会舆论环境。”

彭曦哲举了一个例子。 巴菲特已经93岁了，但大家仍然认为他还没有退休，因为他仍然可以在市场上发挥作用。 “我们要认识到，老年人口蕴藏着巨大的人力资源和消费潜力。” 他解释说，未来十年，每年新增老年人数量将在2000万左右。 如此庞大的人口，哪怕只是其中一部分人继续工作或参与其他社会经济活动，也将成为可观的人力资源。

对于老龄化人力资源的利用，特别是60岁以上仍有工作能力和意愿的人员，如何将这部分人群纳入总体人才规划？ 如何更好地发挥这部分人力资源的作用？ 这将成为学者们的新课题，也需要立法机关和政府部门修改完善各项法律法规，营造更有利于老年人口社会经济参与的社会环境。 彭曦哲认为，处理好这个问题，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未来我国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 目前主要的方式可能是推动灵活的退休安排。

对于未来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彭曦哲认为，少子化和人口老龄化仍将持续发展。 中国需要发挥几大优势，比如政府治理和资源协调的优势，以及我国悠久的孝敬老人的历史文化优势。 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赋予了我国时代优势。

“西方发达国家在与中国处于老龄化阶段时并不具备现在的技术发展水平。充分利用技术发展和制度创新提供的机遇和潜力，无论是在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还是在改善公共服务方面他们都是很有前途的老年人，也是我们积极应对中国老龄化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彭曦哲说道。